长袖挥

先生不喜魏晋诸子，首先因为他们自身不循礼法，放弃了自我约束。其次他们的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让德行不及他们的人效仿他们的做法，这些人只见他们行止猖狂，却不知这些只是自我雕饰，看不到他们内心持有的底线和坚持，盲目地追从模仿，以致世风日下。故而即便败坏世道并非他们本意，但从结果来看，他们仍是罪孽深重。

无论是对玄谈和佛老的不认同，还是辟耶氏的毕生信念，可以看得出先生心中的最高信仰是要匡正世人之心，让天下人明白人心并非只有私心，从而续接起中断已久的道统。

儒家的最高理论是性即善也，是人之所以为人。一切处事的方法论都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延伸和落实。

修身层面的追求，是要让自我秉持那一点精微的道心，这应当是儒者最基本的修养和要求。

在此基础上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将此种修养发扬出去，让天下人皆知人心并不全然是私心，人是否真正为人，只在一念之间，却也是需要一生慎行的事。

所以先生才会有对人的四种划定。

第一是制礼作乐者，他们不仅私德高尚，且有匡正天下的抱负，是为最上。

第二是服膺礼乐者，他们比之圣人虽有不及，却能以圣人之道为标杆，进行自我要求，也是可教。

第三是被礼乐杀死的人，他们未得“礼乐”引人秉持“善”的内核，而只知礼乐是一种外在约束，屈从于礼乐的约束形式，内心却没有真正执中守善的自觉，行尸走肉，为不可教。

第四是“礼乐岂为我辈设”，他们内心或有自己的坚持，就如魏晋诸子一般，虽然并非本愿，但害世之举已为事实。

但事实上，如果是出于不“事其非君”的坚守而选择隐逸避世，以猖獗自饰，也算是全了忠，但却造成了另一种害世的恶果。

功与过又应当如何论断？

那样的情况之下，

不入仕而修德行，是易招来杀身之祸的，但自认是儒者处于魏晋嬗代的情境之下最完满的选择。既忠于其君，又垂范世人，一身之死何足惋惜？

不入仕亦不修德行，是魏晋诸子。尽管心中有坚持，保全了忠君之举，却有害世之实，我不知道这和儒家的独善其身是否构成矛盾。实属无心之害，成有罪之身。却又或许不是无心之害，他们只是选择了在不仁的世道里保全自身。

以上两种情况，便是先生与魏晋诸子产生价值分歧之处。另有两种情况，暂且不想讨论。

折于口而明于心，先生对于哲学的理解虽然与我惯常以为的与理性和思考紧密关联的范畴有所不同，但先生的学问，我仅有以博大和崇高二词来形容。

我虽难有先生那样的能力和抱负，但起码能于心中时常反省，让道心不至彻底被淹没。